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课题。在我看来，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两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教育和创新（Education and Innovation）。而这两项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保证人类社会持续的传承和发展的基本方式。
在我的一篇英文博文中（A dream world and society），我曾经就教育和创新在构建开放的理想社会理念里所起到的决定意义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这里我将对这一想法作进一步梳理并用我的母语中文来展现给大家。
显然，教育有两个最重要的相关的功能：一个是保证既有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加强个体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个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创新的传承不过是死水一潭，没有传承的创新则是无本之木难以为继的。
在我们具体谈论这些教育的功能和怎样进行教育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教育的深层意义。一个很朴素的观点就是，教育可以普遍提高人类的素质（最广义的含义，包括知识，技能等等综合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注意这里及以下讨论的素质（competence）包括但不等于智力（intelligence）。然而如果用一个简单的素质平均值的提高则显然过分简化了问题。一个更实际的模型至少要考虑从心理学上发现的 Dunning-Kruger 效应。
Dunning-Kruger 效应揭示了一个人的自信（confidence）和其素质（competence）并不是完全正向单调相关的，特别是有些素质低下的人会自信心爆棚，而很多高素质的“大师”们往往很低调谦逊。在 Dunning-Kruger 曲线中我们看到一个及其危险的“愚蠢峰”（Mount Stupid）。其原因则是，推动社会走向的是拥有高自信心的所谓的“强者”（包括“愚蠢峰”顶的人），而不一定是有高素质的人群。
如果一个社会是由一群处于“愚蠢峰”的自信心爆棚的人主导，那就会常常导致灾难人祸的发生，比如战争。而社会上流行的偏见和歧视也肯定是受到“愚蠢峰”的人群的影响。至于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等更是“愚蠢峰”的猖獗表现。
而现代科学的进展，特别是新物理理论-最新的镜像物质理论（Mirror Matter Theory）研究（详情参见我的《镜像世界探秘》的系列文章），已经启示我们宇宙和客观世界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开放并伴有一系列相变的演化当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开放式发展的并不断质变进步的社会。而推动社会良性演化的机制就是教育和创新。
在这样的开放社会的图景下，一个对 Dunning-Kruger 效应的自然的推广就是，其自信-素质曲线由一系列振荡的但不断改善的“愚蠢峰”表达。而教育的真正意义就是让人类翻越这一个又一个的“愚蠢峰”，从而最终走向一个高素质也高自信的渐近理想社会。
显然，第一个“愚蠢峰”是最危险的。如果有太多人群待在这些低阶的“愚蠢峰”，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是危险的不安定的。反之，如果大多数人通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阶的素质，即使都处于一个高阶的自信低谷里，这样的社会也会是良性和健康的。特别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能掌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而如果我们教育的失败导致太多人仍被留在低阶的“愚蠢峰”，那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走向自我毁灭的风险也不是不存在的。
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否成为人类发展的真正助力取决于教育是否成功。这注定我们的教育必须是普惠的（额外的好处是机会公平和阶层流动）。否则大量留在低阶的“愚蠢峰”的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可能会利用技术进步的邪恶一刃而给社会造成危险，可能是战争动乱，也可能是恐怖活动，可能是骇客行为，也可能是极端主义。
教育于是成为了我们人类持续发展并同时避免灭绝的最可靠的手段。我们只有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全体人类的素质，我们才能真正享受技术进步的红利。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先进的时候，教育的意义也就越大，因为低阶的“愚蠢峰”的风险后果也越来越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个体的差异性。Dunning-Kruger 效应对单一个体会存在差异。素质“天才”们的曲线可能更平滑，或者其“愚蠢峰”更窄而能象量子隧道效应一样更容易穿过。正是这些“天才”们引领着人类在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等等领域的创新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教育内容，奠定了人类翻越下一个“愚蠢峰”的基石。
然而，每一个时代的精英或专家常常是那些站在最高级的“愚蠢峰”的顶峰的人。他们当然会藐视那些处在低阶“愚蠢峰”峰顶的人（很可能也占据着社会的重要位置），但他们也很可能阻碍那些已经穿过此峰正在通往下一个峰顶的走在谷中的探索者。这就是为什么新思想新理论在被主流社会接受前都会经受很大的磨难。这也是为什么大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感慨一个科学真理不可能通过说服老专家而只有等反对它的老专家死去然后新一代成长起来才能被接受。
回到教育这个主题，为了避免“愚蠢峰”权威对创新的阻碍，除了普惠性，教育还应该具有最广泛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这样才能保证那些行进在最前沿的探索者不被高高在上的“愚蠢峰”顶的人所扼杀，从而保持人类的创新活力。历史上，文明进步非常显著的两个例子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当时的文化多元性，大量学说和观念的交融，这样的开放的社会恰恰促进了它的大发展。而那些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反证了一个开放包容社会的必要性。
要想保证一个社会的开放流动性，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社会的阶层固化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不想通过暴力的方式改变，那么只有通过教育和创新的良性办法。教育可以使底层的人有机会升入到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一个足够富足的社会（比如美国），一个全民免费的至少直到大学的普惠教育将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个体的最大潜能，向着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更进一步。
【补注于 2021/05/11】：
其实，本文中的“素质”（competence）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可能只能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无限渐近地接近一个理想的定义。但对我来说，它至少包括科学技术的能力，人文艺术的熏陶，和社会实践的领悟，等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因此 Dunning-Kruger 效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曲线，而应该是一个更复杂的“高维流形”。本文将其简化为一维只是为了方便讨论。
特别是，每个人的“素质”天赋表现也是千差万别的。一个人几何强，可能代数会弱；音乐有绝对音准，可能绘画只是一般；商业头脑厉害，可能法律政治敏感度会差一些。至于跨越更大行业的天赋差距可能就更大了。拥有多项天赋的天才是极其少见的，通晓一切的全才是不存在的。正所谓隔行如隔山，一个领域的高素质专家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那些处于低阶“愚蠢峰”的危险人群。
“道德”可能也是一个演化开放的概念。空泛的讨论道德可能没有太大意义。放到更具体的领域和/或时代背景中去研究道德，我们可能才能真正发掘出它的意义。具体到关于“素质”的讨论，道德大概可以看作引领着每一项素质教育的“好”（即“真”，“善”，“美”）的方向：科学技术求“真”，人文艺术求“美”，社会实践求“善” （参见博文“时间对称破缺导致的生命的意义”）。显然，它的具体的含义只能体现在具体的活动中，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